万里另外一个健身运动就是打桥牌，这项活动伴随他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万里也常常以此为傲，认为打桥牌锻炼头脑，促进大脑的思维，每周一次的桥牌，让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意识。

不信，那就到现场看看。

2006年12月3日，一场特殊的桥牌比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这场名为“万里90华诞桥牌赛”的比赛，是由全国人大办公厅、中国桥牌协会等部门专门为万里90岁生日举办的。

这场特殊的赛事，吸引了200多名国内高手参赛，包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桥牌协会顾问王汉斌，原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齐怀远等。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是万里多年的牌友，比赛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见面的好机会。

赛事开始前，万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赛场，他须发全白，身穿一件暗土红色的外套，里面是一件白衬衣，显得格外精神。老友见面，自然热闹，许多人立刻都围了上来。他不停地和朋友们打招呼。有些人多年没有见过他，此次相见，看到他精神抖擞，气色红润，都很兴奋，纷纷表达祝福，祝愿这位90高龄的老人保持康健，安享晚年。

桥牌赛刚宣布开始，万里抢先入座，边走边招呼牌友们：“快点，快点，来！来！”

比赛开始了，和他一组的是一位女士，万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牌局，叫牌、出牌一如过去迅速而果断，没有一丝的老态和迟钝。大家也很乐意看到万里这种轻松自在的状态，比赛始终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最后，万里一组摘取了此次桥牌赛冠军。

万里的长子万伯翱介绍说，万里打桥牌和打网球一样，也是历史悠久。1949年他随刘邓大军入川，在去重庆的江轮上，宋任穷等人教会他打桥牌。这个习惯保持至今。

其实，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像朱德、彭德怀、徐向前、邓小平等，他们的业余爱好就是下下棋，打打牌。这种活动几乎是他们在战争间隙唯一的娱乐，也是战友们调剂生活的唯一方式。朱老总在延安时，晚上没事，经常会让警卫员叫上徐向前，一块打扑克，而且，不赢不罢休。徐帅曾开玩笑说：“我们那时都让着他。”

上世纪50年代，万里当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业余时间，和邓小平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打桥牌，一到时间，邓小平就用浓重的四川话叫道：“开战，中央对北京市开战。”

说起来，这扑克牌也算是国粹了。有种说法，扑克牌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叶子戏。叶子戏产生于中唐时代（大约在公元969年前后），据说它是一位名叫叶子青的人创造的牌戏，也有传说叶子是一位妇女。相对合理可信的依据，是宋代文豪欧阳修在其《归田录》中的记载：“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维数，故以叶子写之。”后来，文人们用叶子条做文字游戏，渐渐发展为叶子戏。

到了宋末元初，有人发明了“数钱叶子”，即今麻雀纸牌的前身，分文、索、万、十字四门。

后有一名威尼斯人，很可能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或是其父亲尼可罗·波罗在13世纪将纸牌带回了意大利。当然，这种说法并无确实的证据，只是民间流传而已。

简单地说，桥牌是扑克的一种打法。现代桥牌被称为定约桥牌，是由一种叫“惠斯特”的纸牌游戏发展来的。

与其他游戏相比，桥牌是一种高雅、文明的游戏，也有人称桥牌是“无声的战争”。打桥牌需要运用数学、逻辑学、心理学、运筹学，并发挥个人的智慧与技巧，忠实而灵活的配合叫牌体系。同时，桥牌崇尚公平、公开、公正的体育精神。

桥牌在上千种的牌戏中之所以长盛不衰、独树一帜，其真正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相当强的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及挑战性，是对人类智力的挑战。

1928年，美国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定约桥牌锦标赛，即著名的范德比尔特杯赛，该比赛一直沿续至今。

1958年8月，世界桥牌联合会在挪威成立。定约桥牌正式成为世界性的智力运动。

世界上许多伟人都是桥牌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等待盟军在北非登陆时，还没忘记挤出时间打一局桥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二次大战爆发后英军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

大约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桥牌流入中国，当时主要是在归国留学生和高校教师、医生、工程师、记者、律师等知识分子群体中流行。

桥牌在叫牌和打牌过程中，对立的双方勾心斗角、竞智斗勇、互相使绊儿又不失君子风度的较量方式，令人着迷。而且，桥牌特有的“半明半暗”的打牌方式，很符合我们东方哲学中阴阳互补的观念：“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万物负阴而抢阳，冲气以为和”。

新中国成立后，桥牌运动逐渐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普及，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亲自参与桥牌活动，并且为桥牌运动在我国的普及做了大量工作。

1978年，几位科技界、教育界的桥牌爱好者写信给邓小平，希望把桥牌运动作为正式项目由国家统一搞起来。邓小平同志当即指示：“请体委考虑。”这样，中国桥协便在1979年成立了。

上世纪80—90年代，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在校大学生都很喜欢这项运动。邓小平、万里、胡耀邦、宋任穷、丁关根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围棋国手聂卫平等都是著名的桥牌爱好者。

大学生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而桥牌对于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团队精神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十分适合在高校学生中广泛开展。因而，当时桥牌与跳舞、滑冰、弹吉他并列，成为高校的“四大时髦”活动，风云一时。

1988年7月，邓小平接受中国桥牌协会的聘请，担任了中国桥牌协会的荣誉主席。万里则担任了中国桥协的名誉主席。

1993年6月4日，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鲍比·沃尔夫和北美桥联秘书长杨小燕专程来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和名誉主席万里颁发世界冠军金牌奖和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们为促进中国桥牌运动的开展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小平没有到场，万里出席了颁奖仪式，并会见了沃尔夫先生和杨小燕女士。颁奖仪式后，万里和沃尔夫、杨小燕一道，与刚刚参加完北京国际桥牌邀请赛的队员，以及桥牌爱好者一起，参加了“伊甸园杯”第八届埃普森世界桥牌同场双人赛中国赛区的比赛，作为世界第二大参赛国的中国赛区，当时共有1万多人报名参赛，仅仅在主赛场人民大会堂就有3000人参赛，这一场面让沃尔夫先生看得目瞪口呆。

对于万里的桥牌技术，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曾有这样精辟的评论：同邓小平、万里等桥牌高手打牌能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神机妙算，尤其是叫牌时的胆略，总是超乎常人意料！

聂卫平则说得更具体：“他敢于叫牌，敢于叫别人不敢叫的定约，很有气魄！”

万里以自己的能力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年度“所罗门奖”，“埃普森”世界桥牌同场通讯赛亚军……，前世界桥联主席曾高度称赞道：“万里是目前世界上获大师分最多的国家领导人。”

1984年，万里和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搭档，获得了世界最佳桥牌——“所罗门奖”，这是他们取得的最好成绩，为中国桥牌运动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如今，他荣获的许多桥牌、网球冠军奖杯保存在中南海和孩子们的家中，有的则保存在故乡东平的万里故居之中。万里故居作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着不少游人前来参观。

万里在桥牌界的朋友很多，像邓小平、胡耀邦、宋任穷、李铁映、丁关根、荣乐弟、聂卫平、闻义昌等，和他打过牌的人，有机关干部、新闻记者、大学生、工人等等。用聂卫平的话讲，和万里一起搭档最多的是荣乐弟，他们是很亲密的搭档，得的冠军也最多。

万里认为，桥牌运动可以增进脑力，有益健康，陶冶情操，广交朋友，是全民健身活动的组成部分。

万里说：“不会打球、打桥牌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桥牌女皇”杨小燕也讲过类似的话，她说：“我对桥牌的态度是很严肃的。我不喜欢用“游戏”这个词。桥牌不是游戏，而是教育，是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教育。桥牌的每一手牌都有定约，每一手牌都有竞争性，可以培养一个人的逻辑严密性、生活自律性和竞争意识。”

1993年6月8日，万里在会见当时的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达米亚尼时，特意向对方介绍了中国桥牌运动的发展概况，他说：“这几年，中国的桥牌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和世界桥联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随着双休日的实施，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投入到桥牌这种有益于精神文明的体育活动中来，中国人是很聪明的，相信中国的桥牌水平会越来越高。”

聂卫平是万里多年的牌友，他和万里多次在牌桌上交手，对万里的牌技多有了解。

2007年6月29日，我前往聂卫平围棋道场，准备采访他。聂卫平围棋道场在北京市石榴园南区，它租用的是铁营小学一分校的房子，道场设在4楼，楼道里贴着通知、注意事项、表扬名单等，还有学生的简介和来源省份。

我去时，聂卫平正在3楼指导学员下棋，他每周来两次。和聂卫平下棋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聂卫平对着棋盘正在琢磨着，他很专注，也很耐心，根本没有注意我进去，只是和学生对着棋盘分析、讲解。

天气很热，聂卫平却穿了套西装，头发较长，随便地趴在头上。课讲完了，我们一起走出教室，到旁边的办公室坐下。

聂卫平的办公室不大，墙上挂一匾，上面是启功先生手书：“聂卫平围棋道场”。

听到我的来意，聂卫平很高兴，他说：“万里是我非常敬重的领导人”，讲这番话时，他满脸庄严。聂卫平讲话喜欢闭上眼睛，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讲话时，手还会不时捋一下额上的头发。

聂卫平说：“我第一次和万里合作打牌是1986年。那年他让我和他一起去天津过春节，将近10天，每天和他打。我们也约天津的一些好手打团体赛，那是我们第一次搭档。他的搭档过去一直是荣乐弟，在天津所有的比赛我们都是冠军。”

两人虽然在一起打牌的时间不长，不过配合的还是很默契。不久，他们参加了北京市的一个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奖品是音响，一人一套。那在当时可是一个大件家用电器。

聂卫平认为，万里的牌技在老同志中间不如邓小平。

他说：“他打桥牌是一种放松，是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调剂，是一种休闲的方式。”

万里在体育比赛中有着很强的竞争意识，争强好胜，不服输。对比赛的胜负很在乎，总是显得信心十足。

聂卫平道：“他夫人跟我说，如果桥牌输了，他别扭难受。如果网球输了，他饭都不吃。他特别在意网球，赢了那笑得就像小孩一样。”说着，聂卫平自己先哈哈地笑了。

战胜对手，取得胜利，对于竞技体育而言，是一个基本心态。万里在牌局上同样保有着强烈的取胜欲望，他敢于叫牌，敢于叫别人不敢叫的定约。

他有句名言：在我这，没有丢了的满贯，只有叫了打不成，冒叫了。

聂卫平睁大眼睛，目光从眼镜后面射出：“你看这气魄，胆量！”

1984年，聂卫平和正在北戴河休假的邓小平、万里有过一场连续的桥牌大战，说是大战，因为对垒的双方都是桥牌高手，说是连续，因为一战就是一个礼拜。

此役，聂卫平和邓小平搭档，万里和北京友谊医院的院长诸寿和搭档，每天下午打，吃完晚饭后接着打，但胜负形势却是一边倒。

论桥牌水平，邓小平比万里高，聂卫平又在诸寿和之上，这样一来，万里与诸寿和连战连败，一次也没有赢过。

邓小平打牌喜欢险中求胜，对手有时冒叫，他抓住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邓小平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大家也就跟着这么叫。

邓小平一连串的加番,对方哪里顶得住，几天下来，连吃败仗，万里的脸色很不好看，但是在邓小平面前只好忍着，不好抱怨什么。

聂卫平看在眼里，动了恻隐之心。万里拿牌的姿势不设防，永远是“君子坦荡荡”,聂卫平偷偷地看了一下万里手中的牌，见他有好多黑桃，而自己手中有AK四张黑桃，于是，聂卫平故意就叫了个四黑桃。这回万里逮着了，同样加番。聂卫平连宕了6个，他们一下就输了很多分。

不过，聂卫平作“老千”的手段实在不怎么高明，他被邓小平识破了。邓小平当即一顿臭训，邓小平说：“你创了世界纪录了,还宕了6个。你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不是九段啊。”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邓小平请聂卫平吃饭，很客气地说：“以后你再也不要和我做搭档了。”

聂卫平笑道：“你看邓老爷子厉害吧。我就让了这么一次，因为过去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假的东西，一让就露馅了，结果又被邓小平看出来啦。我看万里实在是痛苦，就想解救他一下，你想，万老爷子也是日理万机的老领导，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老赢他们，让万里一次也应该，我认为我做的挺对。我没想到邓老爷子更认真，比万里还认真。呵呵！”

不过，万里很是高兴。因为终于逮住机会赢了一盘。

桥牌是一项集体运动，队员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尊敬。在竞技场上，人人平等。对这一点，闻义昌感受尤深。过去，他经常和万里、胡耀邦、丁关根等中央领导打桥牌，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队友。有时，还经常互相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

在他的印象中，万里和荣乐弟，胡耀邦和聂卫平，他们四人一组，谁也赢不了他们。但一物降一物，他们这四人组偏偏就打不过邓小平和丁关根、王汉斌和王大明他们四人组。

有一次，万里请闻义昌约北京市桥牌队来打一次。北京市桥牌队以知识分子为主，大多数是北大、中科院的专家、教授，水平自然不低。

闻义昌讲：我在名人赛里也能打到前20名左右，比他们稍微差点。

比赛原定晚7点开始，可是，6点半左右，胡耀邦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有外事活动，现在来不了，于是，大家就在那里等。大约半小时后，胡耀邦匆匆地赶来了。大家一见都站起来，唯独万里没动，他坐在桌子边开玩笑说：“哎呀，你今天迟到了，你来啦，我们开始吧。”

闻义昌道：“你看，他们在一起相互之间就没有什么架子。”

比赛的结果是万里、胡耀邦一组赢了。于是，万里又拿闻义昌开玩笑，他指着闻义昌说：“只要有闻义昌在，这牌就好打了，我们准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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